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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篇文章他会喜欢看吗?这是胡燕菁的生活小品，用来当作中三学生的阅读材料正好。张爱玲的《色戒》写得相当好，但上次那读中五的学生还是不喜欢看。数学补充在山脚附近的图书馆，幸好家里还有存货，下星期再去印更多。白先勇的文章对中六学生来说会否太深?但楚暮中四已在看《孽子》，中六时已似懂非懂地看红楼了。英文篇章还未找好!还是上南华早报的网站拿几篇新闻……

    楚暮看看手机，也是时候回家了。大学跟t市距离甚远，坐巴士回家也得花上一小时有多，他又不想全家等他一个人食饭，现在都七点了。这星期六日的补习材料却还未找完，看来今晚要做通宵了。

    楚暮说不上有教学理想，只本着一个极简单的道理做事:受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既收得家长的钱，就做到最好，尽他所能了解每个学生的性情志向，找教材时就用一些较有趣的:这学生平日喜欢打机，便找些关于游戏的研究与文章;那学生平时看琼瑶，教她中文时便多用经典爱情小说。这一路下来倒是楚暮学得最多，记了许多英文生字不说，连他平时少看的三国跟张爱玲也看了不少，数学公式也是每条都记得。像楚暮这种读文科而背包有计数机的大学生，应该不多。

    以前楚暮常常想:他既有机会教人，自不可误人子弟，必须导学生向正路，叫他们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子，多注意国家大事，不能只漂流于这个无根的社会里，做一团任意东西的废物。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教一个中三学生中文，细意找了四五篇文章，叫那学生分辨每篇文的风格与优劣。

    「你觉得这两篇文的风格有什么不同?」

    学生哑了。

    「你较喜欢哪一篇?」

    学生的黑眼珠滚了滚，胶在楚暮脸上，像个没有生命的公仔。

    只补了一课就没下文。楚暮第一次替人补习，就被家长退货。是的，退货。他于是检讨自己有何不足，改善品质，发觉补习原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:去到学生家里，坐下来，讲不多过十句间话，拿出练习叫学生做。做完，核对答案，讲解错误。讲完，拿两篇文章，叫学生立即看，在每段最重要的句子底下划直线，讲解文章大要。

    完。

    不知为何，这样做就会自然提升学生的成绩。有练习就行了——其实学生有动力自行去找练习，做完后自己对答案，也能想得通，然而这一代的学生就是要僱一个比他优秀比他年长的人回来。学生要知道这个被僱回来的人所说的话全部正确，安然接受对方的灌输，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无忧无虑，因此无新意，但这也意味无意外。到时候学生自己成绩没进步，又归咎于补习老师，再换一个人回来就算了。

    因此，学生所需要的并不是楚暮这一个人，而是楚暮所能提供的服务——而这种服务并非楚暮专能提供的，只要给得起某个价钱，就能请到人回来。同理，没有一个学生对楚暮而言是特别的，只要对方出得起一个价钱，就能请楚暮来为他补习。金钱促使现代人的每一次相遇，不再有邂逅，不再有缘分——假如缘分不能够被定义为金钱。

    大家之于大家都不再是独立的人，大家都是可被替代的，如同官僚体系不会因一两个官员的死亡或退休而崩溃，只要输入源源不绝的新血，体制就会继续运作。体制一日不被推倒，便会一直存在下去，得到永生，而它的永生得力于人类有限的生命。

    这个时代，能活得下去的，不是人，是人所创造的机器;不是你或我，而是曾有你我于其中的大体制。

    这就是一种理性的运作，这并非人治。人必须由制度管理，若由人类自己作主，就非理性，就是人治。其实制度本身也是人所想出来，不知为何歷经千秋后，制度不再有人性，它因为无尽的寿命而成为了无法消灭的魔物，以一个灰灰白白似有似无的影笼罩着世人的生活，使你或多或少感受到它的影响。

    ——楚暮捧着好几本书走出重重书架时，就是思考这些平时无聊才想的问题。有工作在身时不能无聊地花时间，故这些东西平时很少想。到工作完了，人也没精力，只想快快上床睡。经过一个流动矮木架时，惊见包曼所写的《液态之爱》，这是一门必修课的指定参考书。或许是刚开学，大家也未有心情来借书——若楚暮不是要借书回去做教材，也断不会在开学不久就来大学图书馆——他拿起这本《液态之爱》，连书背的简介也没看，就借回去。这书既是指定参考书，日后必有用处，就趁现在有空时看完。

    在流通处排队排了十分鐘才借到书。一去到校巴站就送车尾，等下一班又要花上十分鐘，倒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