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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提醒下，高致远让何桂芬写了一张欠条，何桂芬答应等那四十万的分红型基金到了点，取了钱就还给高致远。

欢欢出院不久，舒曼就收到法院的传票，何桂芬将她和肿瘤中心一起告上了法庭，罪名是在给郭欢欢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时，玩忽职守，跟欢欢的干细胞提供者谈恋爱，在欢欢干细胞移植前大量使用抗菌药物，导致欢欢干细胞移植术失败，何桂芬要求赔偿四十万人民币。

接到法院传票，舒曼一下子怔住了，她将传票悄悄给张文栋看了，张文栋告诉她，何桂芬告的具体责任人是你，但矛头还是指向了医院，无非就想讹诈一点钱，如果咱们害怕了，跟她庭外和解，那她的目的就达到了，她的目的无非就是要钱，所以，你根本不用害怕，郭欢欢的干细胞移植术，我们没有什么过错，大不了跟她对簿公堂呗，我给你打气，舒曼，你尽管放心，她赢不了的。

舒曼头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，心里还是忐忑不安。

下班之后，她将这事告诉了高致远，高致远一听，也很生气，气何桂芬太不讲道理，自己这样无私的帮助她，她还是要告状要钱，人怎么可以这么贪心？

他安慰舒曼不要害怕，事情的整个经过，他都亲眼目睹，可以为她作证。

舒曼悲哀地说道：“致远，你已经没有资格作证人了，何桂芬指责我的过失里面，其中有一条就是，和郭欢欢的干细胞捐献者谈恋爱，玩忽职守。

高致远又吃了一惊，真没想到何桂芬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，连这都成为控告舒曼的罪证，他愤怒了，怒气冲冲地拨通了何桂芬的电话。

何桂芬一看是高致远的电话，没有一丝的犹豫就接了，高致远声音有些哆嗦，厉声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
何桂芬很无辜地问：“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，高处长？”

高致远就把舒曼的话又说了一遍。

何桂芬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哦，原来是为这事啊，高处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的矛头不是对着舒大夫去的，人家说告状除了告单位，还必须得找一个当事人，她是欢欢的主管大夫，不找她做当事人找谁去？”

高致远这才相信了何桂芬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种老实腼腆的女人，而是自私自利、诡计多端，他生气地说：“何桂芬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我就是那瞎了眼的农夫，可怜了一条毒蛇。”

何桂芬一听高致远把话这说的这么难听，在电话里就哭了起来，一边哭，一边念叨：“高处长，你冤枉我了，我也是没法子啊，别人做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术都成功了，偏偏我家欢欢失败了，我心里接受不了，花了我那么多钱，病却没治好，为什么我就不能要求他们赔偿？我有什么错？”

高致远这才想起，欢欢在做干细胞移植术前，舒曼一再担心手术失败后的结果，当时自己还觉得舒曼过于谨慎，今天看来舒曼的担心并非多余，何桂芬果然是翻脸不认人。

见自己在电话里跟何桂芬讲不通，高致远只好开车来到何桂芬的出租房，当面找她谈话，尽量说服她撤诉。

高致远来到何桂芬家已是晚上八点左右，何桂芬从猫眼里看到高致远来了，心里也有些打怵，但她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走，只能置于死地而后生了，她将欢欢送到卧室里，嘱咐她赶快睡觉，不管外面有什么声音，千万不要出来。这才满面笑容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