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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十七

    时间到了1999年，国内掀起了一股国企改制的热潮。前些年是说国企改革，现在成了改制，一个革一个制一字之差就是本质的不同。很多国有企业的厂长书记摇身一变，成了这个厂的老板，将原有的国有资产低价评估，然后银行贷款，就买下这个厂，大批的老工人被下岗，所谓买断工龄，就是给几个钱以后推向社会，没有任何社会保障，自寻生路。这是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动荡，大改组大分化。不久这股风也刮到了赛康公司，公司改制改名称为赛康三星，韩国公司由技术入股，改成增加资金设备入股，股份占到了49%，但董事长却由韩国三星的人指派，实际上就变成了一家外资控股的公司。所谓资金入股，其实他们也没有出资金，就是有银行的贷款。进来的设备就是用韩国的过时的设备，拿来改造现有的原由美国进口的设备。原来的全部美国计算机设备被拆除，换成韩国三星的设备，其实功能也没看到有什么增加，提高了多少。何胜亮眼睁睁地看着大批总共价值上亿完好的美国的设备被拆除，当成废铁丢入垃圾堆，心疼得不得了，可是他地位低下无可奈何，他想，这比起附近几家大型国有企业完全破产，被拍卖，还是要好得多。

    改制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大批的工人下岗，韩国人在这方面下手更加厉害，赛康公司的员工分成几类，一是正式员工，二是从农村招来的合同工，第三类是临时工，工资待遇都有很大的差别，临时工就不用说，随时就可以解雇，合同工到期就不签合同。就是这一批正式的工人，资方比较头痛，如要炒，按法律规定就是干一年的工龄给一个月的工资赔偿，再加两个月的奖励，然后就推向社会什么也不管了，除了百分之十的末位淘汰以外，随便抓一点什么把柄就炒人。何胜亮的几个同事就这样买断工龄，被炒鱿鱼。所谓炒鱿鱼的说法是来自于香港，香港的老板炒人，就是要他卷铺盖滚蛋，炒熟的鱿鱼也是成卷形地在锅里滚来滚去。何胜亮忽然感到，原来的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没了，成了任人宰割的奴隶。

    刘丹红的弟弟刘春雷在服装厂当了几年厂长，由于内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引进一批进口设备，这个春康服装厂的出口效益很好。刘丹红是往返于深圳和江城两地，为企业的原材料采购和成品出口而奔忙。追求她的人也不少，mama劝她，你也不小啦，赶快找个对象成家吧，她说，现在的好男人也不好找，先把事业搞上去多赚些钱是硬道理。

    冯春玫从歌舞团改行跳到石化公司，原来这个过程也是充满曲折的。演员的艺术生命都很短暂，冯春玫在歌舞团的台柱子地位由于市场经济下，歌舞团的经济效益不好，而逐渐失去了光环。电视走进了千家万户，所有的文艺节目基本上都在电视上，所以对剧院和电影的冲击非常大。人们再很少去电影院和剧场里看节目了，歌舞团在本地演出越来越少，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也越来越困难了。政府的投入没有增加，物价反而上涨，所以演员们的收入越来越少，于是就出现了一股跳槽的风。可是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后，各个企业都讲究效益，人员不是增加，而是不断地裁员减少，所以要想进企业也是很难的。冯春玫要mama找熟人关系转行，mama已经从服装厂退休了，人走茶凉，她找的老关系也差不多都退休了，那些单位都不买账。在那个时候只好找有权的熟人关系了，就找到了杨明志。杨明志当时作为市里的秘书长，实权不大但影响力大，他住着一套市级干部待遇的150平方米大的房子，还保留原来的一套房子。冯春玫费尽周折进到市政府办公厅，找到了杨明志，她对杨明志说，秘书长啊，我现在事业处于低谷，歌舞团是干不下去了，请老大哥帮忙，想在市里找一个接收单位。杨明志说，确实现在单位安插人员有困难，但是，我尽量给你想办法吧。

    杨明志虽然这几年还算官运亨通，但是他是坐火箭上来的，没有经过基层的锻炼，所以在官场上的人脉不是很好。多年来耳濡目染，随着社会的不断商业化，他的思想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他有个老毛病，就是很好色，这些年也接触一些境外的黄色文化，偷偷看一些黄色的碟片和杂志，搞得他春心荡漾。

    市政府办公厅有一个女秘书石芳，大学毕业分配来市政府两年了，人长得十分俏丽。对比之下，杨明志看自己的老婆简直就像个黄脸婆，没有感觉。有话说，办公室的恋情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杨明志就常常以工作忙需要加班为由，晚上与那个女秘书在办公室内，安排一些本来白天就可完成的工